1960 年代，同性戀在美國大部分地方都是非法的，無論是基於何種意圖與目的。當時的法律明文規定，向其他同性別者提供性服務，或與其發生性行為是重罪，並禁止人們穿著與出生性別不合的服裝。在某些情況下，只要團體中有同性戀者，就足以讓警察宣稱此為「不守秩序」的集會。紐約市當時的執法方式帶有極端偏見，讓當地的同志青年身處在艱辛且危險的環境。同志青年經常被家人拒之門外，因而流落街頭無家可歸。由於生活環境惡劣，吸毒和染病司空見慣。這些受到嚴重排斥的邊緣群體沒有太多休閒場所可去，因此同志地下酒吧和聚集場所逐漸興起，成為這些人的安全避難所。不幸的是，由於這類場所的合法性處於法律灰色地帶，犯罪家族集團藉機將此作為潛在收入來源。

到 1960 年代末期，紐約格林威治村的多數同志酒吧都是由吉諾維斯 (Genovese) 犯罪家族經營，並藉此規避當地法律規範，進而從事非法事業。1969 年的夏天，警方對這些酒吧中最具重要性、收費合理的「石牆旅館」進行一連串突襲搜查。該酒吧當時已成為流落街頭和家庭暴力受害青年的避難所。警察的暴力行徑屢見不鮮，尤其是在逮捕同志青年或有色青年時。當紐約警方對「石牆旅館」進行第三次突襲時，酒吧的客人再也無法忍受犯罪集團頭目的貪婪惡行、無家可歸的生活和警察暴行。1969 年 6 月 28 日，混血變裝國王 Stormé DeLaverie 與上門突襲的警察發生衝突，情勢越演越烈，聚集在酒吧的群眾開始向警方投擲硬幣、電池和酒瓶。憤怒的群眾刺破警車的輪胎，面對多達五六百人的反抗勢力，警方寡不敵眾，只能設置障礙物並撤退到酒吧。除了 DeLaverie 之外，身為跨性別維權人士的 Marsha P. Johnson（非裔美國人）和 Sylvia Rivera（來自波多黎各）也是當時起義的主要領袖，兩人拆掉停車計時器並用來擊破警方設下的障礙物。紐約警察的援軍身著防暴裝備抵達現場，但這群機智的青年利用格林威治村錯綜狹窄的街道包抄警方。參與這場抗爭的人數達到上千人，警察和同性戀維權人士之間的騷亂與衝突持續了好幾天，進而引發費城的團結抗議活動。由於《The Village Voice》對初次起義的報導有失偏頗，第二次抗爭則發生在該報社的辦公室前。雖然爭取同性戀權益的運動已不是什麼新鮮事，但 1969 年 6 月和 7 月的事件是首次以武力表達訴求，在此之前該運動主要強調接納與尊重。

石牆暴動後，「同性戀解放陣線」受黑豹黨和反戰示威者的武力策略啟發而成立，並極力聲援許多黑人抗議活動。比方說，遊行前往女子拘留所，為黑人政治犯 Afeni Shakur 發聲。一年後（1970 年 6 月 28 日），人們舉辦了一場遊行，名為為「克里斯多弗街解放日」(Christopher Street Liberation Day)，以紀念石牆暴動滿一周年。洛杉磯也在同一時間舉辦了遊行活動，芝加哥更是首次舉辦同志遊行，而這個遊行傳統一直延續至今。石牆暴動後的兩年內，幾乎美國的所有主要城市、澳大利亞、加拿大和西歐都出現同志權益組織。不久之後，美國兩個主要政黨也都成立了同志政治聯盟。群眾們的奮力抵抗，因而讓石牆暴動成為多元性別族群 (LGBTQI) 平權運動的轉捩點。石牆暴動的支持者 Willson L. Henderson 彙整的檔案網站指出，1969 年夏天，石牆旅館的點唱機中最受歡迎的歌曲之一是 Sly and the Family Stone 的「Stand」。這首歌的歌詞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：「站起來，為了那些你堅信正確的事物，真理會帶來正義 (Stand, for the things you know are right/it’s the truth that makes them so uptight)」，同樣表達了歷史上各國人民爭取自由的道德要求。

「黑人的命也是命」(Black Lives Matter) 運動不僅只是一場當今的政治運動，同時也延續了長達幾世紀的平權運動精神。人們奮起反抗壓迫者，要求公平和平等對待，以及享有基本人權。只要有傷害、不公正和暴力行為的存在，那些渴望改變的人就會繼續奮鬥與反抗，以打造一個更美好、更安全且人人都能感受到歸屬感的世界。正如作家、革命家和社運人士 Angela Davis 的精闢見解：自由是一場持續的抗爭。